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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命時期如何過緊日子

來源:學習時報作者:申學鋒責任編輯:姬彩紅
2021-01-16 13:36

勤儉節約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。在烽火連天的革命歲月,為應對財經困難和鞏固紅色政權,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積極貫徹厲行節約方針,為解決財經困難、取得革命勝利提供了堅強保障。

貫徹厲行節約方針,“節省每一個銅板”

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極端困難,為了減少取之於民,爭取最廣大人民對革命的支持,保證供給革命戰爭的需要,根據地財政堅持生產和節約兩手抓,在發展生產以供自給的前提下,始終把厲行節約作為財經工作的基本方針。

土地革命戰爭時期,國民黨對蘇區接連不斷展開“圍剿”,蘇區的資源日漸枯竭,黨領導的紅色政權面臨生死存亡危機。為節省經費開支,集中財力保障軍需,蘇區開展了節省運動,在紅軍和黨政人員中廢除薪餉制,實行維持最低生活標準的供給制。井岡山根據地最初每人每月可發3元錢,後來逐漸減至1元甚至5角,最後實行了供給制。1934年1月,毛澤東強調,財政的支出,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。節省每一個銅板為着戰爭和革命事業,為着我們的經濟建設,是我們會計制度的原則。3月,人民委員會提出在9個月內節省80萬元的號召,各級黨組織掀起節省行政經費、節省糧食、自帶伙食等運動。

進入全面抗戰時期,為儘量減輕對人民的税收負擔,爭取廣大羣眾參加抗戰,黨創造性地採取了大生產運動這樣的取之於己的辦法,同時施行節約政策。陝甘寧邊區政府1942年12月頒佈《陝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》,要求實行節省民力、物力和財力的節約政策,“不急之務不舉,不急之錢不用,且須在急務和急用上,力求合理經濟”。

到了解放戰爭時期,為了應對消耗巨大的戰爭,黨在解放區仍然堅持貫徹厲行節約方針。1946年7月,毛澤東在為黨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指出,必須作持久打算,十分節省地使用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,力戒浪費。1947年,在元旦的指示中再次指出,必須一面發展生產,一面用大力量整理財政,節省一切非必要的開支,降低幹部生活水平,表揚艱苦奮鬥的作風,嚴禁鋪張浪費、貪污腐化。山東省和蘇皖邊區從1947年起供應標準都有所降低。比如,山東省地方部隊的菜金自己解決一半,地方機關則完全自己解決。單衣除主力部隊發兩套外,其他一切後方機關人員皆改發一套,鞋子減少一雙,襯衣取消。據計算,半年即可節約糧食6000萬斤。

精兵簡政,促進紅色政權效能提升

精兵簡政是勤儉節約的經典做法。革命根據地的精兵簡政主要集中在全面抗戰時期。1941年到1942年,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進入抗戰最艱苦階段,外有日軍的侵略,內有國民黨停發軍餉和軍事經濟封鎖,根據地財政遇到空前困難。此時根據地面積不斷縮小,財政收入減少,但脱產人員卻從1938年的1.6萬人增至1941年的7.3萬人,矛盾非常突出,不僅行政效率下降,還大大加重了百姓供養負擔。

1941年11月,在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,民主人士李鼎銘等提出精兵簡政的提案,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認可。12月,黨中央發出精兵簡政的指示,要求切實整頓黨政軍各級組織機構,節約人力物力。毛澤東多次致電華北、華中各革命根據地,要求其實行徹底的精兵簡政,避免民困軍愁、坐以待斃。1942年9月,他為延安《解放日報》撰寫社論,指出精兵簡政是克服物質困難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。針對一些同志對這一政策不理解的情況,他運用比喻的手法説,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孫行者和小老虎,目前我們須得變一變,把我們的身體變得小些,但是變得更加紮實些,我們就會變成無敵的了。

精兵簡政的重點是嚴控負擔人口與軍政人員的比例,縮減軍政脱產人員。各根據地按照中央指示精神,根據“少而精”原則,緊縮編制,因職設人,取消空頭機關,編餘人員主要是加強基層、轉入生產戰線,或自願解甲歸田。如晉冀魯豫邊區規定,脱產的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不能超過全區人員的1%,1942年初到1943年,邊區實行了三次簡政,僅太行區就縮減6萬人,冀南區減少了一半軍政人員。邊區經過三次簡政,共減少人員51%,邊區政府由原來548人的編制減少到僅100人。陝甘寧邊區1942年進行了第一次精簡,共裁減合併機構百餘處,各級政府工作人員減少了24%。此後又經過第二次精簡,縮減邊區一級機關和人員,逐步實行合署辦公制度。精兵簡政大大減輕了人民負擔,政府運行也更為高效。

自上而下推進,中央起帶頭作用

實施厲行節約政策,黨政領導幹部起了很好的模範帶頭作用。在節省運動中,上層部門和黨政領導幹部起了模範帶頭作用。毛澤東率先垂範,主動要求放棄點兩根燈芯的待遇,堅持只點一根燈芯,《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?》《井岡山的鬥爭》等光輝著作,就是在一根燈芯的油燈下寫出來的。紅軍高級指戰員帶頭執行維持最低生活標準的供給制,軍長和伙伕待遇一樣,每人每天只發0.05元的伙食錢。1934年3月人民委員會發出9個月內節省80萬元的號召後,蘇區中央政府各部帶頭壓縮40%以上的行政經費。抗戰時期實行精兵簡政,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求,將在延安的中央和軍委所屬機構的2.4萬餘人減少到五六千人,編餘人員一部分轉入邊區。正是因為上層起了帶頭作用,節約政策才能順利施行並取得良好效果。

嚴肅財經紀律,遏制奢靡貪腐

過緊日子,一方面是節省不必要的開支,另一方面則是反對奢靡浪費。這是一個問題的兩面。土地革命時期,毛澤東反覆強調“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”。他曾發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説,政府中一切可以節省的開支都必須儘量減少,“對蘇維埃中貪污腐化的分子,各級政府一經查出,必須給以嚴厲的紀律上的制裁”。全面抗戰時期,根據地的機關學校個別幹部貪圖物質享受,出現貪污浪費賭博現象,毛澤東對此指示:“必須嚴申紀律,輕者批評,重者處罰,決不可對他們縱容,反而美其名曰‘寬大政策’。這就是經濟工作中的整頓三風,我們必須毫不猶豫地執行。”針對部分地區恃富而奢的行為,他批評道,自恃富足,不肯節省,將來一定會要吃虧的,決不可只顧一時,濫用浪費。在《陝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》中,也專門規定了一條:堅持廉潔節約作風,嚴厲反對貪污腐化現象。由此可見,革命時期的厲行節約也是嚴肅財經紀律、整頓工作作風的主要手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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